“以“公使钱’为例，化暗为明，立定制以约束，不失为一条破局之径。”
欧阳修沉吟良久，才缓缓开口。
“然此策牵一发而动全身，“系省钱物’之内明立条目，这等于是在已然绷紧的地方支用上又划出一块，很难讲是否会有其他变故因此而生。”
大宋财政的收入项目或名目之专款、税目等，被统称为“窠名”，面分为系省钱物、不系省钱物、封桩钱物、不封桩钱物和无额上供钱物等等类型.....
而“系省钱物”这个术语是中唐诞生的，当时藩镇节度使会独立节流赋税不上缴唐廷，唐宪宗借著一度压服藩镇的有利形势才规定了“分天下之赋以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在财政收入上实行三级定额划分。
所谓上供是唐廷中枢的预算收入，由州郡提供上解；送使是诸道节度观察使的预算收入，亦由州郡提供解发；留州是州郡的预算收入。
而当时的军费不像宋代那样实行专款制度，如把末盐钱等收入专门用于军费开支之类，因此当时的军费都统一由度支钱开支，于是便出现了“系省”这个专门用语，到了宋代则演变成了复杂的财政预算项目的一种，专指地方自留费用。
而之所以出现从唐代“三级预算制度”到宋代“天下支用悉出三司”的情况，自然是因为宋太祖定立的制度。
宋太祖一开始是设立转运使争夺地方财权，废除了“送使”这一环节，然后又加紧了对留州钱物的控制，下诏“诸州旧属公使钱物尽数系省，毋得妄有支费”，属于是一点都不留给地方，而到了真宗以后，尽管随著财政松绑地方逐步获得了一些财权，但始终也难以摆脱三司高度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所以，从“系省钱物”面单独划出一部分作为胥吏开支，虽然方法简单易行，但从财政角度来讲，其实是有一定引发连锁反应的风险的。
“接著说。”王安石催促道。
“其二，胥吏“有破家之能’，皆因其掌文书之流转、握征敛之实权，而监督缺位..故而凡征缴赋税、丈量田亩、编造册籍等要害环节，应由官员复核签押方为有效，同时各路不定期遣人分组进行巡查，若有缺漏，则官吏同责，如此方能限制胥吏擅作主张、私相授受，使其虽有“能’，却不敢擅用。”嗯，就是巡视组了……
“其三，胥吏世袭盘踞，视衙门为私产，根源在于其永无晋身之阶，世代沉沦于“吏’籍，与“官’有天渊之别，故其子孙亦只能承其业，行其道，积弊遂成痼疾。”
陆北顾环视众人，说道：“在下斗胆一言，若想破此千年沉屙，当效仿前唐“流外入流’之遗意，若能在州县衙署中择其通晓律令、熟稔庶务、久任无过且考绩优异者，许其参加以考实务为主的特定制科.…通过后可授官职，纵是不入流之位，亦是登天之路！此门一开，犹如暗室启牖，使其知勤勉有报、未来可期，如此，方能真正激励其向上之心，约束其向下之恶，为吏治注入活水之源。”
所谓“流外入流”，指的是唐代官员入仕的三种途径之一，另外两种是科举和门荫。
其是指在中枢或地方各衙门任职的胥吏原本属于流外之职，也就是未被编入正式官职编制，但这些人任满一定年限之后，经过考试合格可以到吏部参加铨选，授予执事官或散官，进入“流内”，也就是正式官职编制内。
“由吏入官？！这岂非混淆流品，淆乱纲常？！”
程颐满脸的不认同，直接不满地开口道。
在他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观念，“君子”与“小人”、“官”与“吏”的界限如同天堑，是维系社会伦理的根本。
让胥吏这等“操持贱役”之人跻身士大夫行列，简直是颠复秩序，亵渎圣道！
梅尧臣也是面色微变，显然这个提议触及了士大夫阶层最敏感、最根本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