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军在决战中击败金军了之后，
刘仲武、童贯等在第一时间就率领西军控制住东北平原通往蒙古高原的所有核心通道，也就是大兴安岭西侧隘口与河谷，以及呼伦贝尔草原通道。
其主要路径包括：
一、呼伦贝尔贝尔湖一线（连接东北平原与蒙古高原东部）；
公元1世纪，鲜卑拓跋部从大兴安岭北段出发，经此通道西迁蒙古高原，后南下建立北魏，奠定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基础。12世纪末，铁木真以呼伦贝尔为基地，沿此线征服塔塔尔、克烈等部，1206年在斡难河源（近贝尔湖流域）建立蒙古汗国，该通道成为蒙古铁骑东征西讨的起点。
历史上的清代这里是“木兰围场”北延的游牧禁地，也是中俄《尼布楚条约》后边境互市的重要节点，控制着草原与东北的物资流通。
二、大兴安岭北段的乌尔逊河、克鲁伦河河谷（天然廊道）；
6世纪，突厥汗国沿河谷东进，征服契丹、室韦等族群，将势力延伸至东北，此通道成为突厥连接东西疆域的统治纽带。辽代契丹贵族沿河谷设置“西北路招讨司”，通过河谷运输粮草，控制蒙古高原南部游牧部落，同时保障草原丝路北线（连接中亚与东北）的商队通行（如丝绸、皮毛、铁器贸易）。
历史上的元代在此设置“帖里干站道”支线，河谷沿线的驿站成为元大都（今北京）通往岭北行省的重要补给点，支撑对北方草原的管辖。
三、西拉木伦河上游谷地（衔接科尔沁草原与蒙古高原南部）。
辽朝的皇帝每年夏季沿此谷地北巡草原，接见游牧部落首领，同时设置“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以谷地为中心构建“农耕游牧”二元统治体系，互市贸易（如中原茶叶、丝绸换草原马匹、皮毛）常态化。历史上的13世纪初，铁木真率军南下，经此谷地攻破金代北方重镇（如临潢府），通道成为蒙古灭金的战略跳板，也加速了金代北方防线的崩溃。
历史上的明代在谷地南部设置“开原马市”，通过此通道与蒙古部落开展官方贸易，既缓解了边疆冲突，也促进了农牧技术的交流（如中原农耕工具传入草原，草原畜牧技术影响东北）。
赵俣君臣早就商量好了，大宋要对这些核心通道进行长效治理，筑牢固的防线——不只是军事防线，还有经济防线。
具体就是：
在在呼伦贝尔贝尔湖一线，大宋沿冰封河谷设置“寒疆戍堡”，每三十里筑一座烽火台，五十里设一处屯兵营垒，士兵以耐寒的北方禁军为主，专门防范部落残余势力突围；同时派遣轻骑定期巡逻冰封草场，烧毁残留的游牧据点，严禁任何形式的放牧与聚集，巡逻断绝部落重返的可能。
在乌尔逊河、克鲁伦河河谷，大宋不仅加固隘口营垒，还在河道关键节点凿冰设障，破坏冰层承载能力，防止部落踏冰迁徙；同时严格控制东北地区，封锁河谷沿线的贸易节点，严禁盐、铁、茶叶等战略物资流入草原，哪怕是零星的走私行为，也以重刑论处，从根源上切断草原族群的生存补给。
在西拉木伦河上游谷地设置“边贸互市管控所”，仅允许归附的小部落在严格监视下进行有限交换，且全程禁止马匹、牲畜、粮食流出，彻底瓦解游牧部落的再生基础。
总之，只要大宋严格封锁了长城沿线不给那些战败的草原游牧部落南下打草谷的机会，再切断了这些东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核心通道，并且传旨给那些西域小国禁止他们跟那些战败的草原游牧部落贸易，那些逃回蒙古高原的草原游牧部落，在这个寒冬，便如同困在冰雪囚笼中的孤狼，连一丝挣扎的生路都无从寻觅。
届时，那些不愿投降、执意西逃的残余草原游牧部落，最终肯定会闯入蒙古高原北部的极寒荒原。
那里冬季气温低至零下五十度，既无足够草场，也无稳定水源，他们随身携带的少量畜群，要么在风雪中冻毙，要么因缺乏草料成片倒毙，部落成员只能靠猎杀少量耐寒动物苟延残喘。
而从东北到蒙古高原的核心通道被宋军严守，截断了这些游牧部落赖以生存的商贸与补给线路。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失去补给，只能靠啃食冻硬的兽骨、甚至煮雪为饮勉强支撑，在冰天雪地中陷入绝境。
牲畜大批冻死导致皮革、肉食断绝，没有铁器修补帐篷，狂风轻易就能掀翻简陋的居所，冻饿交加的草原上的人纷纷病倒，却无药可医，每日都有冻僵的尸体被风雪卷走，曾经成吉思汗崛起的龙兴之地，此刻成了吞噬生命的绝境，只剩下凄厉的哀嚎与绝望的沉默。
粮食稀少，也无法获得足够的燃料抵御严寒，这些草原部落之间肯定为了争夺仅存的一点食物与草料，爆发惨烈的内讧。
原本就残破的族群会更加分崩离析。那些不愿意投降大宋的草原游牧部落，最终要么死于饥荒与内斗，要么在严寒与饥荒中大批消亡。而幸存者要么被迫向更北的极寒之地迁徙，前往基辅罗斯，与斯拉夫人抢地盘，要么只能放下武器，向大宋投降。
前去基辅罗斯的草原游牧部落就先不说了，只说那些向大宋投降的草原游牧民族。
大宋肯定会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也就是，将归附的部落拆散为小型族群，迁徙至长城内侧的指定区域，与中原民众混居；同时推行“汉化教化”，要求部落成员学习农耕技术、穿汉服、说汉话，禁止游牧习俗，年轻男子编入宋军，参与边境戍守，年老体弱者则从事农耕劳作。久而久之，这些曾经的游牧族群逐渐融入中原文明，原本的部落标识与游牧传统慢慢消失。
当然，有些草原游牧民族也可以选择远遁西域，但长途迁徙中，他们肯定损失惨重，畜群与人口锐减，抵达西域后，又会因势力衰弱，无法与当地部落抗衡，只能在西域边缘的荒漠与绿洲间辗转，沦为依附于其他政权的小族群，曾经驰骋北方草原的强悍战力，最终在远离故土的异域逐渐边缘化，再也无力对中原形成任何威胁。
值得一提的是，张纯还给了赵俣一个“堵不如疏”的建议。
那就是，借着这个草原上青黄不接的时机，效仿历史上的清廷治理蒙古的绝招，大力推动黄教。
张纯这就是用“出世无为”的黄教，硬生生拆解草原游牧部落生存的根基，这绝对要比单纯的军事封锁更显高明。
历史上的清廷治蒙，便是抓住了草原人敬畏天地、信仰朴素的特点，让黄教成为精神枷锁。
一来，鼓励蒙古男子出家为僧，寺庙免征赋税、不承担兵役，原本该弯弓射雕的壮丁，变成了青灯古佛下的僧侣，既削减了战力，又减少了人口繁衍；
二来，寺庙成为草原的精神核心与资源枢纽，牧民将财富捐给寺庙，不再积累用于扩张的物资，原本的部落凝聚力，渐渐转化为对宗教的归属感，好勇斗狠的民风被“与世无争”的教义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