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纳一直是清廷解决财政不足的主要办法，康熙年间为平“三藩之乱”三年出售520个知县职位，占全国知县的一半。
征讨准噶尔时军费不足，康熙下诏鼓励富户捐纳，结果山西省一年内就捐了一万两千个县丞，甘肃半年鼓捣了一万七千个。
后来这个政策一直延续，只要用兵或缺钱就会大量卖官卖功名，渐渐形成定制，即吏部主导的常规捐纳。
随著清朝统治稳定，捐纳制度遂步入正轨，有了各种规章制度约束，不像康熙年间那夸张，捐纳官员也只占官员总数的五分之一，基本都是四品以下。
捐监这一块由于对统治构不成太大影响，所以一直比较泛滥，别太过份就行，如甘肃谎报境内一直旱灾，几年时间就捐了三十万个监生出来属于纯纯做死。
当然，由于甘肃案发，这三十万个花钱捐监的全成了冤大头，学历一律不为朝廷承认。
权当花钱买个教训。
整体上，这会捐官和捐监的收入大致占到清廷年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约一千万两左右。
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捐纳收入猛增到百分之五十，是清廷镇压农民起义军费和对外赔款的主要来源。另外两大来源是烟税和海关税金。
捐纳这一块也通货膨胀到极点，再过几十年一个监生能卖到3000两白银！
而秀才这个科举的正规文凭则在咸丰以后敞开出售，售价也高的吓人，整整10000两白银！这还不是夸张的，夸张的是江浙地区的县衙小吏价格比买秀才、捐监生、捐候补知县还要高。光绪年间，江苏巡抚丁日昌给朝廷的奏报便说江苏一个县衙胥吏的职位标价一万三千两，就这还有价无市，多少人挤破脑袋都买不上。
估计把秀才卖到一万两的也就江浙地区了，因为秀才可能是江浙县衙公务人员上岗的硬性规定。反过来推算就能得出江浙地区县衙小吏的油水有多丰厚，怕是别省的知府大人都比不过。
也不难理解，衙门的吏员搁后世都是些实权的局长、科长，这种职位花几百万就能当上其实是非常划算的。
所以，乍一看简直离谱，深思细究，会心一笑，还是蛮便宜的嘛。
于赵安而言，没钱就要搞钱。
搞钱无非节流和开源两个办法。
赵安肯定不会搞节流，那样等于把安徽一省的官吏都给得罪，他上任粮道时虽然取缔粮道衙门不少陋规，但也给衙门工作人员整体涨了工资。
两相一对比，工作人员收入实际并未降低。
得实惠的是到衙门办事的百姓，亏的也不是清廷，而是赵安自己。
粮道衙门上上下下除了几个有正式品级的官员外，其余人员工资都归粮道和官员自行解决。如押粮同知手下有一千号人跟著他吃饭，那这一千号没编制的人员工资就归同知自个解决。赵安这个督粮道则负责本衙工作人员和直管各库人员工资发放，以赵安的法定工资和福利根本不可能把人员工资发下去，所以清廷就允许主官可以收取各类灰色收入用于衙门维持。
跟县令差不多。
若赵安允许下面人继续收陋规，他要承担的份额就会少，现在他不准便只能拿自己那份出来贴。贴多贴少，清廷是不管的，发不出工资就是你主官无能。
至于官员们为此盘剥多少百姓，清廷也不管。
反正账面上好看，一个县几十万百姓就养名义上的几个官，可不是朝廷有德。
实际上，一个县要养的吃财政人员少则上千，多则上万。
百姓负担远比想象的重。
赵安现在暂署安徽布政，不再是区区一个粮食厅长，摊子铺的太大，全安徽大大小小的工程都得他这个藩台拨款，藩司直属工作人员、外派工作人员、外包工作人员，迎来送往、重大事务拨款、科举考试拨款
没钱，能行！
只能开源。
开源也不过两种方式，一是招商引资发展地方经济，通过税收提高财政；二就是大卖特卖，把一切能卖的东西折现变成钱。
就安徽这场大灾，招商引资谈不上了，只有卖东西这一个办法。
所以戴知州的提议就跟挠到了赵安痒痒窝似的，让他十分受用。
之前搞教育商业化本质上是卖学位，相对而言还是繁琐了点，哪有直接卖文凭来的实惠。
王亶望那家伙心太黑、胆太大，卖个几万张就算了，傻不愣几的揪著老太爷当葛优←，一下卖出三十万张，他能不出事！
赵安想的是报告要是获批，就先卖个五万张，弄个三百万两填填窟窿就行。
另外官职也要卖，六品以下候补的卖他一二百个，如此，少说也能凑个五百万两银子。
安徽的实际情况朝廷看在眼，老太爷不可能跟他计较这几百万两银子的。
毕竟，他赵安是真心救灾，真心搞灾后重建，而不是把银子上上下下分了。
户部和吏部若有意见，可以，你们拿银子出来救灾！
没银子，这临时捐纳就得开。
不过这件事得跟心腹商量。
哪来的心腹？
刚刚从扬州过来的老宋。
老宋已经办理完辞职手续，如今只是个有举人功名的“在野人士”，赵安求贤若渴，聘其担任安徽藩司衙门经历官。
就是省府大秘。
正六品，无须向吏部请示，只需将人事档案报吏部核准。
因为，这是布政使的权力，轮不到吏部指手划脚。